下面对反腐败的形势作一些介绍，仅供大家学习时借鉴和参考。

　　在介绍形势之前，先介绍一下认识形势应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政治的观点。认识反腐败形势，要坚持政治的观点，就是通常讲的政治立场问题。对形势的看法，一般来讲，只是一个方法问题，就是对问题的看法有些偏激，也是认识水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敌对势力看我们的腐败，就是一个立场或政治问题了。比如“6.4动乱”和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就是被西方国家站在对立面进行攻击的结果。关于腐败问题，不仅是中国有，国际上其他国家也有，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有。如意大利90年代以来搞“廉洁运动”，政府中高级人员就有3000多人，逮捕600多人，由于牵扯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只得搞“净手运动”，就相当于我们的自查自纠来减轻或免于刑事追究。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鲸吞民脂民膏50亿美元，他逃亡美国时携带了300箱行李，其中22箱比索新钞，278箱珠宝、黄金、证券等。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执政32年，聚敛财富300亿美元，相当于国家全部财产的40%。所以，认识反腐败的形势，必须坚持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从本质上把握反腐败的规律和特征。

　　2、历史的观点。从政治学角度讲，各个历史朝代都存在腐败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开明的君主，秉公廉洁的清官，但整个社会是一个腐朽奢靡透顶的社会，因为皇帝就是一个最大的腐败分子。从经济学角度讲，腐败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消极腐朽现象。我把它比作生物学上讲的一种“寄生物”，在寄生物与寄主的相互关系中,寄生物可以表现两种特性,寄生性和致病性。植物针对寄生物的寄生性和致病性，在不同程度上抑制寄生物的生长和繁殖，表现出抗病性和耐病性。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因为具有“同向性”，不会产生政权更迭；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需要更强的耐病性，否则就会被“寄生物”所取代。

　　我们现在正处在转型时期，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平均国民收入正处于1000---3000美元期间,按国外经济学、社会学的一般规律，正是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危险期,在这个时期存在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日益严重，对腐败问题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如果处理不当，政府就会失去公信力，所以，要注意防止四种倾向：一是无害论。有的认为在这个时期产生腐败，有它的必然性，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自然解决，这是不对的，如果任其发展，必将严重影响政府形象，失去执政基础；二是对立论。有的对中央的部署、指示精神认识不高，理解不深，把反腐败与经济工作对立起来，担心抓腐败会影响经济工作；三是速胜论。有的存在急躁情绪，想一夜之间解决所有的问题，结果欲速则不达；四是悲观论。有的认为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已无可救药，怀疑我们的党和政府有解决腐败问题的能力。这些错误认识，与中央精神是相悖的，要引起高度重视。

　　3、要用统一的观点看形势。我们看形势要有统一尺度，不要搞双重标准。大家知道，韩国的几任总统都因贿选而下台，金永三上台后，把前两任总统全斗焕、卢太愚都因受贿被送进监狱，有的人评价说，韩国体现了法制精神。当中国政府惩处了成克杰、胡长青、陈良宇、郑筱萸，而有的人则说中国连高官都腐败了，真是无药可治了。这就是双重标准。西方敌对势力就是利用腐败问题来攻击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说我们的腐败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宣传只有按照他们的议会制和多党合作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千方百计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和侵略，如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

　　一、关于反腐败的形势

　　正确认识形势，是科学决策依据，也是作好工作的前提。对当前的形势，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概括了三句话：第一，工作力度加大，成效明显。第二，形势依然严重，任务依然艰巨。第三，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就围绕着这三句话来讲一讲形势。

　　（一）工作力度加大，成效日益明显

　　反腐败工作力度加大，成效日益明显，主要看三点：一看态度，从十四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每年都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反腐倡廉工作，总书记每年都要在中央纪委全委会上讲话，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国务院每年都要召开廉政工作会议，总理对政府系统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专门部署。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依照这种形式向全党部署反腐倡廉工作，所以，反腐败工作的力度是不断加大；二看成果，每届党代会期间都有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反腐败斗争成果，十二大以后至十七大的五届党代会，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78万件，每届有75万件左右，而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领导干部占3%以上，其中，省部级干部有378人，地厅级干部有8000余人。如近年来查处的成克杰、胡长青、郑筱臾、陈良宇等，既打了苍蝇，又打了老虎，群众是满意的；三看走势。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七大工作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这既是对我国反腐败斗争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是对反腐败斗争走势的精辟概括。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

　　1、开辟了一条反腐败的新途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开辟了一条在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反腐败斗争新途径。开辟途径：就是开始寻找达到目的地的方法。开辟即启动。

　　（2）工作措施。党中央在工作上突出抓了四件事：一是恢复和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二是纠正“三招”、“三转”的不正之风；三是整顿党风；四是成立了政府监察机构。

　　（3）理论成就。一是在认识上，提出了“生死存亡”论。这一论断的提出是陈云同志针对改革开放之初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为整顿党风，倾力抓好党风建设所作的战略性思考。邓小平同志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严重经济犯罪问题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引起注意，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然而，我们的许多同志却对解决这些问题缺乏清醒认识，认为党的纪律抓得太紧了，太严了，会妨碍安定团结，把抓党风建设看成是可有可无的，甚至看成是同发展经济、搞好安定团结相对立的。针对这一现实状况，为引起全党同志对党风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陈云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二是在工作方针上。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反腐败方针；三是在工作布局上，提出了有什么问题抓什么问题的要求，重点是领导干部；四是在工作目标上，提出了实现根本好转的目标。虽然提出的要求过高，但出发点是好的。这些重要思想，为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