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向期权性转化。现在不少腐败分子在以权谋私活动中，“现货”交易少了，“期货”交易多了。不再是当即攫取现实利益，而是等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其现实表现主要为失职渎职，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政府采购、工程发包等项工作中，有意向开发商“放水”。有三大危害：一是欺骗性；二是诡秘性；三是延续性。

　　（3）向积累性过度。权钱交易在升级。权钱交易是以权谋私在新形势下的恶劣发展。谋取的对象，从过去多属实物形态，转变为货币形态；从对生活资料的侵占，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侵占；从对物的积累，发展到对私人资本的积累。以获取货币和积累私人资本为目的腐败更为贪婪，如成克杰等。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形成程度不等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上海陈良宇等。他们捞到第一桶金以后，又千方百计把赃款“漂白”，有的通过原关系老板进行投资，有的通过自己家人或亲戚直接办企业，使资本增值。有三大危害：一是权力的二重性更加明显；二是官员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三是侵害群众利益更加严重。

　　从客观上分析，滋生腐败的因素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

　　1、从政治层面上来看，政治体制中权力配置存在的弊端和制约监督机制的弱化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因素。一是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传统的弊端。党政官员仍控制着相当大的物资分配权、资金分配权、人事管理权和项目审批权等。权力过分集中后就容易把党的领导变为个人领导，个人领导就会导致过大的权力，过大的权力就会无限制地膨胀个人意志。二是体制存在缺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为我们的党和社会增加了活力，但在这种改革是不完全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良体制不仅使体制问题难以彻底纠正，相反会因体制所固有的正反馈机制而出现恶性循环”。三是权力管理失控。权力现象的一个客观规律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即一边是权力运作不规范，另一边是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导致违法违纪合法化。如：吏制腐败。一是跑官要官：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书记成了帽子工厂的董事长，组织部长就是总经理；二是带病提拔。如陈良宇在1990年九月，任黄浦区委副书记，至20xx年10月，曾有523件针对陈良宇腐化堕落、骄奢yin逸、袒护严重违法乱纪同僚、为亲属谋取非法利益等的举报信件，但最后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如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边腐边升现象。1991年至20xx年5月期间，何闽旭利用担任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浙江省丽水地委副书记、书记，安徽省池州地(市)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41万余元。何闽旭早在8年前就走到了仕途的悬崖边。遗憾的是，何闽旭却漏网未查，被交流到池州任地(市)委书记。20xx年6月，何闽旭因“招商引资成绩显著”升任安徽省副省长。像何闽旭这样“边腐败边升官”的案例，比比皆是，而东窗事发又往往“事出偶然”；三是任人为亲：使用自己熟悉的人，如机关干部到下面提拔任职；提拔亲近自己的人，如秘书现象；推荐自己圈子的人，如老同学、老同事、朋友、战友和“买友”等。

　　司法腐败。司法机关既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织机构，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象征，所以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它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司法腐败主要表现为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社会上有顺口溜：法官帽子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一年拒贿三十次，还有三十进腰包。案子一到手，吃喝天天有。烟酒有人供，红包有人送。所以，群众痛恨之极的说：“法院深似海，腐败大如天”。

　　2、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腐败滋生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在新旧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开放性和资源配置市场化，以及商品交易和流通的平等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消极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使一些公职人员产生对商品金钱顶礼膜拜的心理，外化为权钱交易行为。特别是一些以工资作为主要经济www.qingsong8.com的公职人员，现阶段的经济收入与消费支出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产生不平衡心态，在思想上萌发权钱交易的念头，一旦有适当的环境和条件，就会把权力作为私有化了的商品进行“寻租”，换取金钱。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旧的计划体制和新的市场体制在发挥有效调节作用的同时，他们各自的缺陷和不足叠加在一起，给经济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同时也为一些职务犯罪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如：工程腐败。一是土地出让滋生腐败。为什么房价中央多次调空都降不下来？因为地方政府控制着土地，房地产商控制着房子的建造销售，用来牟取暴利。现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已经成为合作者了，群众说“房地产开发商背后个个有靠山。二是工程招投标掩盖腐败。是什么原因使工程建设领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呢？一是招投标制度设置的问题。《招投标法》设定的规定是一种不完全竞争的计划管理模式，它把变量与定量相颠倒，以价格单键，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这就为权力寻租留下了可趁之机，如围标、串标、泄标等现象都是围绕权力开展的违法违纪活动；三是政府投资管理体制的弊端。因为工程付费是纳税人的钱，由政府委托小部分人来打理，从工程发包、施工、监督、完成，一切都是非透明的，出资者不管造价中间水分多大，都不会感到可惜，因为不管是谁得到这些工程，他们都可以得到“投资”的汇报。四是监督成了违法的保护伞。招投标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着违法的行为，并且使其合法化，有的总结工程建设：“交易深似海，弊病大如天”，一点不为过。

　　医疗腐败。现在医药实行统一采购，实际在利用职权集中搞腐败。医生得不到好处，就采取乱收费，乱涨价来增加收入，有的医生还通过药商代理，收受红包。医德丧尽，百姓遭殃。

　　商业贿赂。商业贿赂是商品经济活动中的一种经济现象，当前已经成为诱发腐败和经济犯罪的主要表现。我国现在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中商业贿赂占百分之八十，据透明国际组织统计，我国的商业贿赂问题在世界仅次于俄罗斯，位居第二。而今的商业贿赂现象已经蔓延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如，要到北京争取项目就得“跑部钱进”，要升迁就得花钱去买官，就是本来很正常学校购销课本也要给回扣，送儿子当兵也要给红包，演员想演主角成名也要跟导演睡觉等等，都成了不可更改的潜规则。

　　边缘腐败。现有法律和纪律无法立案处理的行为，称为边缘腐败。“边缘腐败”的存在，使本来就不完善的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更加重了“腐败黑数”的含量。“边缘腐败”的几种表现：一是利用掌握的稀缺信息资源牟取暴利。如有的领导干部掌握着政府的稀缺信息资源，他们会暗中把这些信息透露给“自己人”由他们进行投资、操作，获取由于国家法律或政策等发布的时间差所带来的信息优先的利益。“自己人”获利后，再把利润的一部分以各种方式“回报”给他们。例如：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朱某案例；二是利用人事任免权买官卖官。有的领导为了培植自己的亲信，在选拔干部时，通过划定范围和设定标准等方法，将官帽兜售出去，从表面看似乎是公开的，而实际是已经交了定金“预定”的，只是通过合法的形式而已。“边缘腐败”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权力监督和制约的难度和成本，严重影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三是利用决策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如成克杰为港商出让土地降价从中获利，北京副市长刘志华为情妇征地案件，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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