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那时候会议很多。大的会议一般由院部的过兴先先生来组织（参加者包括院领导、所领导、小组负责人等），各相关单位都派代表参加。开会时，总是安排前面一天或半天学毛著或报刊重要文章——这个节目不能没有，否则是件很可怕的事。往往没什么人发言，所以有时候很尴尬，最后大家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把这一天或半天熬过去。我记得北京大学的沈同教授，他人很好，会议一冷场，他就来一段。学完毛著后大家介绍工作进展，讲述自己遇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谈论研究工作，最后再调整工作计划，重新分工。1977年之前失败的事情的蛮多的，工作一般都没有按计划完成。

熊：按计划完成的工作几乎没有吧。

王：哈哈。那时候经常制订一些口号，比如说五年完成，八年完成，可这些口号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谁都不提下马之事。这样的决心不能下，没人敢说这句话。越到最后，特别是合成八核苷酸，王洪文作出批示之后，包括院里的领导，都不敢说这样的话。它已经变成政治任务了，大家没有办法，只能往前做。

熊：为什么不学毛著就会很可怕？

王：一个会议，要是连毛著都不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都不学，你想干什么？你这个领导还想不想当？当时是这样的思维，不这样做就会对整个业务工作造成影响。

熊：能介绍一下您在“文革”期间所渡过的典型一天吗？

王：在参加“824”工作之前，我们每天先学习一小时的毛著，背《愚公移山》老三篇等，然后就没什么事了，由所里安排写大字报、搞批判等。也有少量例外的，他们还对核爆炸辐射的生化效应等作一点研究，但这方面的工作后来也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824”组之后，我开始参加业务活动。在工厂里是白天黑夜加班的，因为上层析柱后工作是不能停的。我们与工人师傅处得很有感情，经常在一起学毛著、唱歌、搞联欢等……

熊：过得很快活？

王：是的，很快活。我于1968年结婚，1969年参加824任务，那时候是不大顾家的，我爱人有时候跑到厂里去找我。

1971年后我们回到所里。在我的印象里，上班时间就不怎么学毛著了，只是一星期安排半天政治学习，还有就是经常在下班之后安排政治学习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回到城里家中时已是晚上8点之后了，捅一捅煤炉，再生火做晚饭。晚上学习的时间比较多。也就是说，我们把政治学习的时间安排到了业余。还有，所里重要的批判会我们必须参加（重要的政治活动我们可不敢怠慢）。抓“五一六”、“批林批孔”对我们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们一直是业务为主，并没有扔下工作大动干戈去搞批判活动。当然，也不能完全脱离批判活动。

熊：必须参加的政治活动多吗？

王：不少。包括全所的批判会、秋收下乡劳动（一去就是一周至十多天）等。政治活动一星期占去了我们一两天时间，但我们还是把主要精力投到了业务上。到后来，什么时候完成什么任务都是有明确指标的。

熊：经常加班，大家还很积极吗？

王：当时加班加点是很正常的。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设备比较差，很多实验都得有人一直在旁边盯着，而一个生化实验经常要做较长的时间（超出八小时之外）。搞原料应用时，我们就住在工厂、农村里。那时候革命责任感很强，是不大顾家的。

熊：后期你们还去农村吗？

王：早期我们在南苑、大白楼设了点，有实验地，成天骑车跑来跑去。后来大家排队去五七干校，每期二室都要去一两人。说起去农村，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当时生物物理所被改为总后825部队。就给了一个番号，没有服装，也没有封官，照样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我们一到农村，农民们却对我们说：“向解放军同志学习”。

熊：整个二室有多少人？

王：40多个人吧。我没去过干校。我倒是很想去休整休整。可因为我去过工厂、农村，所以把我排到了后面。而后来河南发洪水，干校就撤了。我们室参加了三期干校，前后共去了5、6人吧。所里安排收小麦等秋收活动时，倒是大家都要去。

熊：当时开批判会、写大字报是不是有任务？大家必须完成？

王：进入“824”组之后这类活动我就很少参加了。但全院大会大家必须参加（那时候全院常在首都体育馆开大会）。“文革”后期，全院大会少了。有时候来了运动，我们就派个代表写点大字报表表态。

熊：我读过当时的一些会议纪要。它们常常声称近期开展的某某运动，或抓的某项政治学习，对你们的业务工作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写这些话时大家是真诚的吗？

王：这都是官话嘛，只是说说而已。那时候政治挂帅，形式的东西多一点。在当时来讲，也未必就完全是违心的，但有点辞不达意。政治跟业务的联系其实并不紧密。

熊：您能介绍一下高层领导对这项工作的关注情况吗？

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对这个工作有批示，但我没听说过周恩来、聂荣臻对这个工作有批示。作为语录，我们还学习过毛泽东的“关于生命起源要研究一下”这句话。说老实话，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觉得“824”跟生命起源的关系是牵强附会的。1980年时，上海有家报纸将这项工作作为解开生命奥秘的一步来报道，我们对此很有意见。我们跟《解放日报》、《文汇报》说，这方面的通稿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写，然后你们再改，发表前交我们过目。所以很多通稿是我和上海的同志起草的。我们就怕他们弄出这种言过其实的评价出来。《人民日报》1966年12月报道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时，也称其揭开了生命的奥妙[3]。可我们科研人员是不会这么认为的。

熊：我读过你们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上面提到王洪文给824工作作批示一事。该文称，哪里有成果，“四人帮”就把手伸到哪里摘桃子。[4]

王：他们是有这方面的意思。那时候“824”工作挂了一个政治招牌，不同的领导都抓这个工作。

集体的智慧

熊：听说有关单位在全合成论文的署名问题上争得比较厉害？

王：“824” 3’半分子合成的文章于1980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署名“人工合成核酸协作组”，注解上列出参加单位名称。中科院单位排序，记得是按研究所英文字母先后排序。全合成完成后文章发表在1983年《中国科学》上，署名时列出了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协作组就名单问题讨论多次，当时我在德国进修，没有亲身参与，只听说争论比较激烈。后来院部召开会议反复协调，才确定单位次序和各研究单位人员数量、人员排序。涉及13年许多研究单位的大协作，在表现单位、个人贡献的最后文章的署名上，出现争论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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