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反应条件做了深入的研究。反应必须是最适的条件，只有这样，需要的中间产物才能最少。半分子需要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前期合成工作的增加量就会很可观。整分子合成的产率，在没有分离之前能达到60%，应当说是相当高的。

熊：完成那一刻是什么心情？

王：现在想起来，还是比较激动的。当时愿意执行合成的最后操作的人并不多。要知道，最后合成出来的半分子的数量是很微小的，只有几个毫微克分子（nmol），合成的产率也是知道的，大约60%。一旦做错，那些半分子一旦被损失掉，就得从宝塔的基部、从前面多少克重新开始做。那可是政治事故啊！所以，总装的时候，是一个人操作，几个人盯着。

合成操作结束后，先将产物从凝胶上洗脱下来，然后鉴定其末端，接着测接收活性，再测掺入活性。接受活性比较好测，掺入活性很难测（在无细胞系统下进行微量检测），是细胞所来做的。所以，最后的步骤是在细胞所完成的。后面的过程是用放射性同位素氚来标记的。我们用闪烁计数器来计，本底是十几、二十个计数，一看超过了这个本底，放射性达到了几百个计数（这就证明产物确实有了将丙氨酸掺入到蛋白质中去的活性），大家都激动了。当时比较重要的人物，包括王应睐、汪猷等都去了，大家都很高兴。但大家也都认为得到这个结果是情理之中的事——操作那么严谨，前面的半合成也一直都比较成功，全合成没理由不成功。

后期的工作确实很顺利。不但没出过大问题，甚至连实验纰漏都没出过。当时要求非常严格，每个所做合成实验的都是比较年轻、比较细心的同志。这些同志大概都是实习研究员——当时总装组只有王德宝一个教授。很多同志都没有表现出利的驱动力，都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去做——做的工作一定要是国际上最好的。

熊：操作时具体由哪几个人在旁边盯着？

王：总装组的，就是照片（图3）上这几个人。

图2 相关研究人员在观察掺入活性测试结果

（从右至左：王贵海、王德宝、吴仁龙、申庆祥）

图3 相关研究人员在观察最后的电泳测试结果

（从右至左：胡美浩、王贵海、朱莹书、王德宝、吴仁龙、郑可沁、陈海宝）

熊：这些照片是现场操作时拍的，还是以后补拍的？

王：现场拍的。这个工作很受宣传部门重视，当时《解放日报》等媒体派记者盯在那里。1982年1月开学术报告会时，也有很多宣传部门的记者参加。

工作条件

熊：你们当时的工作条件如何？

王：早期特别辛苦。纯化酶时，我成天在低温室里加班加点。那时候没有好的监测仪器，柱层析收集液往往要一个一个测。部分收集器是国产的，经常出毛病，动不动就卡在那儿，所以必须蹲在那里看。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当时也有优越之处：经费不用发愁，大型仪器设备你尽管订好了——当然主要是订购国产的。高速离心机我们先有天津产的，然后有东德的，再后有了日本产的。我们需要一些树脂，就是在“文革”期间，院部也曾特意为我们进口过，但量很少。我们还使用了不少“文革”之前进口的设备。它们大多来自北京生物实验中心。该中心刚成立没多久，人员就去了干校，仪器设备都是新的。它们的高速离心机、紫外分光光度计、红外分光光度计等都搬到我们那儿去了。那些设备还是很好的。我们用的紫外分光光度计是日本岛津的，在当时算是先进的了。应该说院部还是尽其所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总的说来，那时候国家的支持力度还是很大的，几乎没有经费问题。

熊：824工作总共花了多少钱？

王：工作究竟花了多少钱没有统计，也没法统计。当时人力成本很低，也没有新买很多很贵的仪器、药品，同位素标记的ATP也是我们自己做的，现在想来，真正花了很多钱的地方也不是太多。主要是消耗了大量的试剂材料。

工作低潮

熊：“824”工作持续了13年多的时间，中间有无明显的高潮、低潮期？

王：有。我对此有深刻印象。这项工作前期进展缓慢， 1974年时合成八肽，报了个喜，生化所盖起了一栋大楼。然后1975、1976年时工作转入低潮，大家意志低沉。这时候还没有制备出RNA连接酶，合成路线还没走通，而用DNA连接酶的话，工作量至少又增加了不少，大家觉得距离胜利还十分遥远，人心有一定的浮动。

熊：1968-1974年间有无低潮？

王：那时候还没看到胜利的曙光，好像盖房子还处在造砖头阶段，人心反倒比较稳定。反正没什么别的事可干，就做这个项目吧。当时维系这个集体的更多的是一种使命感，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熊：因为工作进展缓慢，有人把“824”工作文革期间的这8年说得一无是处。您如何评价这种看法？

王：前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训练了人。我本人应当说是“824”工作的骨干力量，可当初参与这项工作时，大学刚毕业，还只做过本科毕业论文（有幸到生物物理所去做论文），还不像硕士、博士一样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查文献的能力也有限。其他参与者也跟我一样，绝大多数都没什么知识积累、实验技能的积累。把我们从无到有训练成科研人才，还是需要时间的。而且我们在这段时间确实做了不少探索性的工作，出了一些中间成果。

有人批评“824”工作说：时间太长、人海战术、不足为荣。人海战术也是历史造成的。当时选择这个题目时，说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然后组织了很多的人去干，包括生产实验原料等，这种做法当然值得商榷。但“824”和人工合成胰岛素一样，通过这种方式，最后还是成功了。所以还是有成功经验可言的。现在是大科学时代，这种协作精神还是需要的。虽然大协作不是最好的科研组织方式，但也是一种重要的、必要的组织方式。

政治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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