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执政层提出以人为本理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文化特色。因为一旦脱离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土壤，任何新的理论抑或新的观念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也都是没有前途的;而也只有放在历史文化的长河里，其存在与发展才会有合理性。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提出的“以人为本”不是局限于概念的抽象分析，而是涵盖着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基础、社会习俗等一个综合的现实形象，尤其是其中的文化特色。从中华文化的视角来看，新时期，以人为本理念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特色”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与近代以来西方的以人为本思潮自下而上的传播方式不同，中国的以人为本源于执政者的觉醒。近代西方意义上的以人为本，是相对于神本而言的。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就成为一种思潮。后经过宗教改革，特别是启蒙运动，人的主体意识和地位得以空前凸现，而神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已。而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西方的政治运动都和近代以前的以人为本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观中国新世纪以来提出的以人为本，则不是来自民间的自发运动，而是来自执政层的自觉意识，而这种意识正是中华文化的产物。中国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而无数仁人志士也以“平天下”为己任，自强不息。现在这种精神从个人的层面转到了组织即政党的层面，以人为本也成为当代执政党“平天下”意识的一种鲜明体现。当今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想始终做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并带头弘扬这种理念。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中国的具体实际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因此，中国的以人为本的传播模式将是自上而下的，而这也正是中国执政层自觉面对现代化的鲜明体现。

　　其二，新时期的以人为本思想以深厚的“民本”传统为底蕴。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有了“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观点，而孟子更是鲜明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而孟子几乎为历代专制君主所憎恶，也正是由于这种观点的提出。民本作为一种执政思想，虽然曾经沦落为“驭民”的工具，但其在中国的历史上影响深远。在民本的前提下，作为行政人员或者说社会管理人员，就必须切实考虑民众意愿，为民众服务。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这种“民本”传统的丰富和发展。作为执政者，就要“在其位，谋其政”，就要当好人民公仆。当好公仆，不仅是一种职责，更是一种境界。新世纪，我们党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对官员的岗位职责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和明确，并且还要把“以人为本”作为一个旗帜，作为考核自己“业绩”的标尺，使“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因此在当代中国，上上下下的大小官员就自然负有传播“以人为本”理念的义务，这既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现代版，同时也是整顿吏治的现实要求。